“活化”碑刻研究，传承刻在石头上的“南京史”

国家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公布，南京不同时期代表性碑刻入选

“活化”碑刻研究，传承刻在石头上的“南京史”

□ 南京日报/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

(资料图片)

日前，国家文物局公布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，共1658通（方）重要文物入选，书镌年代从战国至清代，南京有不同时期的多方代表性碑刻入选。这些碑刻经后人的不断发掘，通过不同形式的保护与展示、整理和研究，诉说南京的千年文脉，彰显古都优秀文化传承。

一块汉碑开启“南朝气韵”先声

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中，包含碑刻、摩崖石刻等重要文物1658通（方），刻成年代从战国至清代，文字种类包含汉文、藏文、满文等20种，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均有分布。从东汉到清代的不同时期，南京有多方代表性碑刻入选，既展示了南京不同时期碑刻的发展情况，也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独特研究角度。

在有遗迹可循的碑刻中，南京最为久远的《校官碑》入选。

据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邵磊介绍，先秦碑刻存世的极为罕见。秦代刻石遗迹，多为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，除了泰山刻石残存的九字之外，今亦无存。西汉早期的石刻文字也少见，且内容简短；西汉中晚期至新莽，才出现具有志墓性质、篇幅稍长的刻石题记；东汉时期，碑刻的应用范围大有拓展，其形制、内容也逐渐趋于完善成熟，包括碑版、摩崖、画像石、门阙、石经、界石等在内的石刻文字大量涌现。

南宋绍兴年间，溧水县尉喻仲远在固城湖滨发现的汉灵帝光和四年（181）的《校官碑》，通篇以隶书刻就，是江苏地区发现的最早碑刻，也是江苏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。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看来，《校官碑》就是“南朝气韵”的先声，其上端为三角形，下方是长方形，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，“从中可见汉代南京文化的发展，并为南朝文化奠定了基础。”

邵磊认为，汉代碑版的碑额或为圆首，或为圭首，像《校官碑》这样上端呈三角形的即属圭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东汉光和四年《校官碑》之外，六朝早期墓时有所见的青瓷堆塑罐（魂瓶）效仿地面碑版形制的牌位悉作圭首造型，可看作南京早期碑版尤为盛行此类圭首碑的明证。

《校官碑》全称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”，碑文的传主潘乾以察廉而任溧阳县长，他在任“履菰竹之廉，蹈公仪之洁”，使“百姓心欢，官不失实”，德政之声远播，为民所拥戴。最值得称道的是，他“构修学宫，宗懿招德”，所建学宫规模宏敞，教学成就斐然，这是有明确记载、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的南京最早的学校，由此可见，潘乾其人对南京地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。为了颂扬潘乾为地方兴修学校、任贤施教，并因倡导教化与礼乐而深受民众爱戴的功绩，属官溧阳县丞赵勋、左尉汲董、右尉程阳等于县学镌立此碑，以纪念潘乾的德政。由于该碑文字多漫漶难识，元至顺四年（1333），溧水县文学掾单禧又据此刻有“释文碑”，记录了《校官碑》的发现经过及释文情况。

大量六朝碑刻展现南京厚重历史

南京是六朝京畿之地，保留了大量类型丰富、形式多样的六朝遗物遗存，六朝石刻正是其中展现南京城市厚重历史的特殊注脚与符号，也是全人类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。而在东晋、南北朝时期，南京则迎来了第一个碑刻高峰，其数量之多、价值之高，可谓独领风骚。南京入选此次名录的文物，也多集中于这个时期，包括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、东晋王建之墓志、东晋王建之妻刘媚子石墓志、东晋谢鲲墓志，以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石刻、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石刻等。

邵磊认为，在中国古代碑刻的发展史中，东晋南北朝是一个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，在墓志规制、体例、文辞、书法等方面均有示范性的意义。

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出土，直接引发了对书法家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墨迹真伪之辩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南京北郊的象山与老虎山，相继出土了东晋琅琊王氏及颜氏家族的墓志，其中就包括于1965年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。王兴之夫妇墓志的正背面分别镌刻“楷化”的隶书志文，由此引发了郭沫若等学者对同属琅琊王氏子弟“书圣”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墨迹真伪的质疑，认为王羲之既然是隶书时代的人，怎能在写《兰亭序》时将隶书笔意丢尽呢？并据此推断《兰亭序》系后人伪托。该论断在当时学界引发强烈震动。

同样在书法史上引起强烈反响的还有萧梁神道碑碑文。现存约三千字的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神道碑，是六朝陵墓碑刻中存字最多、最完整的一块，该碑原石现位于栖霞区甘家巷小学西边，碑刻整体有4米多高，被誉为“上承钟（繇）王（羲之）、下开欧（阳询）薛（稷）”，梁启超《碑帖跋》更以“南派代表端推此碑”表达了对此碑书法艺术的推崇。

相比之下，萧秀墓上的两碑，其正文虽风化殆尽，但碑额与碑阴所刻萧秀故吏的题名堪可辨识。萧宏墓神道碑正文虽已漫漶不辨，但此碑碑首之阴与碑身两侧雕刻的繁丽奇诡的纹饰，依然令人瞩目。

“若到栖霞寺，应看江总碑”。作为现存唯一的陈朝碑版，入选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的“江总碑”现已入藏南京市博物馆。“江总碑”即江总撰《金陵摄山栖霞寺碑铭》的省称，是南朝陈代江总所写。江总官至南朝陈的吏部尚书，才华出众，声名远播。直到唐代中期，此碑还保存完好，后在唐武宗时期遭到摧残，至今仅存约三分之一的残石。

见证古代碑刻发展的不同时期

碑刻的功能在于记事、记功、颂德、褒奖，内容涉及政治、军事、书法、文学、科技、建筑，载录的人物上至先贤圣哲、帝王将相，下至寒儒布衣、山野白丁，每一个社会阶层无不涉及。基于对南京碑刻的长期梳理与研究，邵磊发现，南京古代碑刻高峰期的发展，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与中原北方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，但又并不完全受限于南京历史发展脉络的起伏，“在时代序列上几乎没有缺环。”

南京入选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的，还有唐明征君碑、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和清代“治隆唐宋”碑等。

在栖霞古寺前的明征君碑，是南京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唐碑，也是国内仅存的几块唐代行书碑之一。这块碑立于唐高宗上元三年即公元676年，全称为“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”，碑文通篇2376字，由唐高宗李治亲自撰写。其正面碑文由名书家高正臣书写，碑额“明征君碑”四字为王知敬篆题，而碑阴所镌“栖霞”二字榜书，传为高宗御笔所书。据邵磊介绍，南京在南唐时期的碑刻可谓洋洋大观，可惜除了栖霞寺舍利塔倚柱镌刻的楞严经等经咒之外，“皆仅存目，唯出土墓志时有所见。”

随着明初建都南京，南京碑刻再度进入“高产”时期，除了入选该名录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，还有明初功臣中山王徐达墓、岐阳王李文忠墓、南郊宁河王邓愈墓、镇国上将军李杰等陵墓的神道碑，而散布于乡野通衢之间的碑碣摩崖，埋于地下的铭墓志、地券数量，更是庞大到难以计数。

“治隆唐宋”碑为康熙帝玄烨题写，称颂明太祖朱元璋的功绩超越唐太宗和宋太祖，现位于明孝陵享殿前门改建而成的碑殿之内。康熙六次南巡到南京，有五次都亲自拜谒了明孝陵。

通过研究展览出版普及金陵碑刻

尽管碑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，但我国碑刻文献整理研究一直存在材料散碎、原始，全面搜集、整理不够，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、科学性等问题。数十年来，南京不断致力于碑刻的保护与展示，整理和研究，出版了《南京出土六朝墓志选》《南京历代碑刻集成》《金陵碑刻精华》《栖霞山贞石录》《贞石——南京栖霞地区历代碑刻集成》等篇幅宏大的碑刻图录，出版《江宁出土历代墓志考释》《明清江南乡试及相关碑刻校注》等以碑刻录文为主体的汇编或考释，一方面将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引向深入，使大量以往深藏不露的碑刻史料成为可供利用的活资料；另一方面则将成果推向大众，并通过策展等形式进行普及，让金陵石语彰显南京优秀的文化传承。

以南京古都学会会长杨新华为首的专家，遴选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碑刻拓片进行释读，编纂出版《金陵碑刻精华》，不但对入选碑文进行细致研究，发现了不少以前被忽略的细节，还修正了大量前人释读的错误。比如在对《校官碑》释读时，既根据其原拓本影印件，又参照元代刊刻的《汉校官碑释文》拓本；对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神道碑的释读，则依据碑文的精拓本，并参考晚清金石学者陆增祥所著《八琼室待访金石录》和朱希祖所著《六朝陵墓考察报告》中关于此碑的全文记载。

《贞石——南京栖霞地区历代碑刻集成》特约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的专家教授进行了细致审校。编纂者据数十年前良工洗石精拓之本，结合晚清以来诸家的录文与考订记录，对列入该名录的萧憺碑碑文逐行逐字进行了一次会校复核，参考资料包括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《金石笔识》等。

除了碑刻整理研究考释，南京还致力于以展览形式将研究成果向大众普及。南京大学举办多次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，对许多湮没于历史的珍贵碑刻文物进行解读，展览期间，丰富多彩的讲座、研讨会、教授导览活动齐头并进，向观众细细展示南京碑刻的魅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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