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金：他不肯向现实屈服，只好反过来啮噬自己

作家巴金享年101 岁，他见证过的漫长岁月横跨了两个世纪，也就意味着，这片土地上巨大的动荡与变迁、运动与革新，都曾迅疾而又缓慢地穿过他的生命，刻进了他的思想与文字。

这一过程中，知识分子不是旁观者，而是参与者，但他们的意志在时代激荡中，往往陷入更为复杂的漩涡。巴金就是其一， 他坦言“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”：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？世界主义者还是爱国主义者？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领导者？是家族制的叛逆者还是守卫者？他的一生都在个人与时代的角力中挣扎。

(资料图片)

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林贤治的新作《巴金：激荡一百年》，试图通过尽可能多的材料来重新认识巴金，并勾勒出围绕他的历史。今天分享的片段来自书中的第四章“徘徊于文学与革命之间”，青年时期的巴金对无政府主义充满热情，却在现实面前难掩内心的失落和痛苦；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，著名的《家》正写于这一时期。他的内心发生着变化，而往后，实实在在活着的巴金，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更多变化。

徘徊于文学与革命之间（节选）

撰文：林贤治

回国两年多来，巴金完全把自己埋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译述之中。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，还有传记、剧本和小说；写下了全面论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读物，还有中篇小说、时评和杂感。他创办了一份刊物，继续支持另一种刊物，还参与了出版工作。看起来他热情高涨，工作量之大，简直不容他有喘息的机会。

1929 年 6 月，他有信给美国的刘钟时，报告无政府主义刊物《平等》在上海受压的情形，考虑到中国将来“会有压迫极厉害的日子”，希望在国外设立印刷所，以“保留一点根基”。同年还给钟时写信说：“我们现在只要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不断地干下去，虽然附和者少，成绩很微，但总有效果的。我们不要因现状而灰心，尤其中国的运动更使世人失望。 但我们的理想是民众的理想，是人类的理想，民众以至于全人类要得着最完全的幸福生活，必然要靠了这理想的。这理想是民众生活的命脉，民众要求解放，必靠此成功。所以它会不管我们的无力，而自行发展的。这时候中国现状，实无组织A党的可能，但我们仍要努力做去，时机一旦成熟，潜伏的势力会显露出来。我们的运动便会突进的发展，等着罢，我相信着。”

巴金一边相信着，一边又怀疑着、失望着。他虽然鼓舞友人，却无法完全说服自己。1929 年春天，他写下短文《我的心》，充分泄露了他内心的失败感和无力感。文章说：“我有了这颗心以来，我追求光明，追求人间的爱，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。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，我的幻想完全破灭，剩下来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。受惯了人们的凌辱，看惯了人间的惨剧。现在，一切都受够了。”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困境，使这个激进主义者深感开展革命活动的困难。他不肯向现实屈服，然而又生性内倾、脆弱，只好反过来啮噬自己。

只有面对至爱的亲人和朋友，巴金才袒露心上痛苦的创痕。他在写给大哥尧枚的信中说：“所足以维系我心的只有工作。终日工作，终年工作。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，由痛苦而得到满足。”又说：“我在心里筑了一堵墙，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……”1930 年巴金致信刘钟时说：“我事忙，身体又弱，这是没有法的事。不过我至少总还有几年可活，总可以做点事出来。”他总觉得自己活不长久，曾经多次透露过这种预感，因此他要为他的安那其理想尽可能地多做事，在绝望的时程里做悲壮的进军。

1929 年 7 月，李尧枚和同几个亲戚来到上海。

这是巴金出门六年之后与大哥的首次重逢。虽然他约了尧林前来相聚，因为路费问题，尧林想利用暑假替人补习功课，结果没有南下，错失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。这次聚首，让巴金感觉到，兄弟之间的思想差异更明显了，但是，情谊并没有减少。

大哥回川前，特地购赠了一管“华脱门”金笔给巴金。巴金则为他买了格雷西·菲丁的唱片。回川时，大哥满面泪痕，却不忘从箱子里将唱片找出，一定要巴金留下，因为他知道巴金同样喜欢这首歌。为了不让大哥伤心，巴金只好含泪默默接受了。在黄浦滩头挥泪作别的情景，巴金事后多次忆述过。

巴金 | 图源 wikipedia

大哥在沪栖留的一个月里，让巴金成就了一件大事，就是小说《家》的创作。

离法回国时，巴金受了左拉“卢贡·马卡尔家族”系列小说的诱惑，曾经产生过创作《春梦》的构想。大哥到了以后，向他谈及家里几年来发生的许多事情，三姐的惨死，二叔的死，还有家庭间的种种怪事，重新撩起他写作小说的欲望。他有一次对大哥说，想以大哥做主人公写一部长篇。想不到的是，大哥不但表示赞同，而且来信时仍然鼓励他，期待小说的完成。信中说：“实在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。我自从得到《新青年》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这样的书，但是我写不出来。现在你想写，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。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。”信中连带提到英国作家狄更斯写的《块肉余生述》，巴金知道，那是大哥最喜爱的一位作家。

一天，《时报》的编者托巴金一位在世界语学会的朋友找到他，约他给报纸写一部连载小说，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。这使巴金感到意外的欣喜，心想这样一来，《春梦》就要成为现实了。

他一口答应下来，即使此前没有写这类小说的经验。他先写了一篇《总序》，又写了小说开头的两章一并送交报社审阅，只要同意发表，他就接着写下去。其实这时候，整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，虽然主题已经明朗化了，然而人物关系及诸多情节之类，都还来不及确定。写完《总序》后，根据主题的需要，巴金决定将《春梦》改为《激流》。 显然，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为时代的激流所冲荡的现实世界，而不愿让自己耽留在已然消逝的旧梦之中。

《激流》的《总序》在《时报》4 月 18 日第一版上发表出来。次日下午，巴金就接到报告大哥吸毒自杀的电报。真是太离奇的巧合了。

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大哥而写的，如同《灭亡》一样，希望他能够读到；然而，他非但不能读到一个字，甚至连自己开始写《激流》的事情也不知道。对于大哥一步步地走近悬崖的情形，自己本来是看得清楚的，而且来得及拨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得见面前的深渊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。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机会，而他却突然一下子沉没了，再也无法援救。至此，巴金只能在无尽的遗恨中责备自己。接到噩耗这一夜，巴金不曾闭眼。经过一夜的思索，他最后把小说的全部结构都想好了。他有把握了。而且，因为大哥不在，从前想到写及家庭而起的种种顾虑和困难也已不复存在。意外的打击，使他更加坚定了写作的决心，也感到有责任写出自己家庭的历史。他知道，这是一部特殊的家族史，同时也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。

电视剧《家》

故事发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内。高家一共有五房，是一个专制的大王国，高老太爷自然是王国的最高统治者，是传统观念和专制保守势力的代表。各房的家长，书中的第二代，克明、克安、克定等都是统治集团的成员，他们过着丑恶腐朽的生活，一面为了争夺权力和财产而互相倾轧；一面共同压制和摧残新生力量，制造了大量的牺牲品。小说无情地暴露了家族制度的罪恶，诅咒统治者的残暴、虚伪和堕落，昭示了一个封建资产阶级大家庭走向崩溃的必然进程。

小说中的小字辈、仆人和婢女都是被压迫者、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。其中，写到的四位女性是有代表性的。觉新的妻子瑞珏，因避丧而不能不顺从迷信的俗例，迁居城外生产，结果在痛苦中死去。他爱上的梅表妹不能与他成婚，出嫁后不久成为新寡，回到成都后，虽然两人偶然得见却不能相处，终至于郁郁而死。鸣凤爱上觉慧，因为身份和环境的殊异而无缘结合，在高老太爷强令她嫁给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姨太太时，她所做的唯一的反抗便是投湖自尽。在孤境中，连觉慧也不曾伸出援手，完全是无声无息的死亡。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，尤其是底层妇女，小说寄寓了作者深厚的同情。 在封建礼教和家族势力的淫威之下，他让她们暴露了精神奴役的创伤，与此同时，人性的光辉依然闪耀在她们的身上。

巴金把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后“五四”时代。他自称是“‘五四’的儿子”，对于‘五四’一直给予高度的礼赞。以个人的经历，他强烈地感受到‘五四’思想启蒙的力量，它培育了一代青年，给旧世界包括家族制度以猛烈的冲击。当他的《家》为这个时代造像的时候，所要彰显的就是新思想、新道德的力量；作为一个青年安那其宣传家，就他一直以来所自觉承担的战斗任务来说，也都侧重于这一方面。从小说问世时起，不断有批评指它不曾触及家庭的“经济基础”，没有描写更阔大的社会生活如工人运动之类。小说写什么，有它自身的题材和主题的限制，未必每一部作品都一定要成为“百科全书”。《灭亡》写的就是工人运动，当然这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眼中的工人运动；《家》偶尔涉及的，也是这样的运动。应当看到，两部小说不唯题材不同，写作的动机和状态也不一样。《家》中的青年，更多生活在“五四”的风景框内。事实上，“五四”无论作为新文化运动，还是社会政治运动，它的发生，都与经济基础没有直接的关联。

小说以长房觉新、觉民、觉慧三兄弟的恋爱和婚姻为主线，贯穿了其他各房及亲戚等诸多人物的日常生活，展现了“五四”时期典型的父与子、新与旧两种势力、两种思想的斗争。当时，婚姻问题、妇女问题、家庭问题，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，三兄弟同时接受了“五四”的洗礼，但是，由于在家庭的排序不同、地位不同、性格不同，他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。 “五四”过后，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是一种普遍现象，《家》中三兄弟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，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征。

电视剧《家》

据巴金自述，觉新是小说中唯一真实的人物，完全由大哥转化而来。他是长子，最早接受大家庭的负担，知道“遗产”的沉重。他性情温和、中庸，既不敢爱，也不敢恨，唯大家长之命是从。书中写他让父亲用拈阄的方式决定他的婚姻大事，是最荒唐的例子。巴金用“作揖哲学”“不抵抗主义”来概括他，这样，他不但自己充当旧势力的俘虏，而且因他连带牺牲了他人的生命。如果说觉新皈依了旧势力，那么觉民则是一个过渡式人物，走在不新不旧的途中；他固然不会轻易和旧势力妥协，但也不曾大无畏地拥抱新生活。唯觉慧是一个叛逆者、一个新人。他幼稚、单纯、但是他年轻，他在成长着、发展着。可以说，他是“五四”一代新青年的代表，热情、勇敢、大胆，不满于专制和压迫，不满于不公的命运，不断地追求和反抗。从有所容忍、有所顾惜，到最后毅然出走，作者展示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。这是“叛徒”的道路，但也是唯一的希望之路。

在宝光里的石库门楼房里，巴金日夜不停地写他的《激流》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周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，他搬到二楼，在简陋而空阔的房间里，继续写他的旧家庭的悲欢离合历史。《激流》在报上发表后，于 1933 年 5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，正式改名为《家》。

左拉的家族系列小说对于巴金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启发，或者说，他借此找到了一个小说的入口。左拉的自然主义写法，与巴金热情而忧郁的气质并不契合；比较而言，《红楼梦》对《家》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。十几岁的时候，巴金就喜欢看它；留法时还带着它，坐在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上阅读。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气氛、情爱的线索、大家庭由盛而衰的悲剧结局，两者颇相类似。在艺术方面，《家》的叙述胜于描写，没有《红楼梦》的精雕细琢，人物形象多少有点类型化，远不如大观园人物的个性鲜明。 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曹雪芹唱的是旧家庭的挽歌；而巴金对家族制度的崩溃却有着清醒的认识，他认为，悲剧的发生是必然趋势，是为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所决定了的。

电视剧《家》

他承认《家》有托尔斯泰《复活》的影响，同样存在罪恶与救赎的问题，但没有一点宗教的气味。他说他在读《复活》时曾在书前的空白页上写下“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”的话，随后又加以否定，说是“搏斗”而不是“悲剧”。他说，他并没有失去信仰，这信仰，就是征服生活。《家》有批判的锋芒，它始终对准垂死的旧制度。

巴金是曹禺戏剧《雷雨》的发现者。《雷雨》同《家》一样，写的也是大家庭的悲剧；大约正因为《雷雨》太注重于表现命运的力量而忽视制度的暴露，所以在曹禺的戏剧中，巴金更看重《日出》。在《家》第十版代序中，他说过：“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，却是制度。”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“作家”，对于文学艺术是“外行”，在主观意识上，确实不如其他作家那样孜孜于文学性的追求。直到这时，他已经因《灭亡》而成为有影响的一位作家了，却仍然执着于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身份。几年后，当他回顾自己的创作时，还这样说： “固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，艺术是长久的。但我却始终相信着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。那个东西迷住了我。为了它我甘愿舍去艺术，舍弃文学生活，而没有一点留恋。”

然而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他的文学才华没有辜负他，他到底过起了不曾想到过的文学生活，而一步步远离一度为之醉心的安那其。在《家》里面，不能说没有安那其的色彩，比如觉慧就有他当年反抗一切的影子，但是，仅同小说《灭亡》做比较，可以看到这色彩已经淡薄了许多。

谈到《家》的创作，巴金没有否认他有恋家的倾向。开始时，这种倾向多是潜在的、隐约的，且与青春的回忆联系在一起。显然，巴金患有“青春延缓症”。在法国小城，他有一次理发时发现一根白发，大为感慨，还写进文字里。 他不愿抛开青春往事，他是一个恋旧的人，故家的一切在他心里埋得很深，只是早年社会革命的激情把它压下去了，时间愈往后，显影则愈加清楚。

几年过后，巴金在狄思威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始写《春》，至 1938 年在霞飞路霞飞坊（今淮海中路淮海坊）完成，作为《家》的补充。接着，他又写了《秋》，算是《春》的补充，总名为《激流三部曲》。在后续的两个长篇里，增加了个别人物，如淑英、蕙，原先《家》的觉民和琴则多出一点新故事，人物性格也不无发展，但是觉慧不见了，觉新也不见得有什么变化。巴金说《秋》写了高家“木叶黄落”的时节，其实，大家庭的这种崩颓趋势在《家》里已经显现。续篇在描写方面较《家》更为细致，但是无论故事和人物，都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，有同构之感。《家》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已经发育健全，是一部构思完整、元气充沛的作品。在暴露中国式家族制度的罪恶方面，《家》是自足的，也是深刻的。

那么，巴金为何花那么大的气力写作《春》和《秋》呢？说到底还是故家在精神上的牵系。正如他后来说的：“《家》并没有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全包括在内，我后来才有写《春》的可能。《春》固然写完了蕙和淑英的故事，但是还漏掉了高家的许多事情，我还并没有写到‘树倒猢狲散’的场面。觉新的故事也需要告一小段落。因此我在结束《春》的时候，就想到再写一部《秋》。我并非卖弄技巧，我不过想用辛勤的劳动来弥补自己作品的漏洞。”事实上，两个续篇虚构的东西并不多，除去听来的四川姑娘的真实故事，还是大量使用了故家生活的记忆，以及利用家信进行改写。续写《家》的故事，对巴金个人来说竟会是那么急切，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那时全国已经进入抗战时期，到处兵荒马乱，谁会有余暇耽于故家的男女之事？巴金也在逃避战火，却仍然能够在四围的扰攘中进入他的文学世界，追求家庭记忆的完整性。在广州的骑楼底下躲避轰炸，如他所说，正在“等死”的时候，他想到几件未了的事，完成《秋》的写作便是其中之一。几年之后巴金又写了续篇《冬》，也即《憩园》。 家在巴金那里是一个写作母题，主题的延续性正源于记忆的延绵，源于伤痛的深巨。直到这时，家的存在，对于巴金来说，不过是记忆的追摹而已；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将以新的实体出现在他面前。那时，所要改变的就不只是一个写作的巴金，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地生活着的巴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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